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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大陸派員來台遞送今年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邀請函，雙方見面的地點、人選都經過事前縝密規畫。大陸方面由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遞交，我方則挑選台北賓館，現場同時有陸委會及外交部主管，間接表明了雙方既不是國與國關係，又不是單純的內政問題，既符合尊嚴、對等的要求，也凸顯兩岸之間的特殊關係，這顯然是個雙方妥協，彼此都能接受的安排，與2001年上海APEC領袖會議以一紙傳真函邀請全然不同。雙方彼此體諒與靈活值得肯定，相信有助於兩岸共同處理涉外事務互信的累積。事後，台灣內部經過多方評估和考量，研判既然中共並未正面拒絕馬總統以經濟領袖之名出席會議活動，馬習二人藉著今年北京APEC會面的可能並未絕望，各界卯足全力，開始進行最後的嘗試和努力。許多素來被視為幫政府傳遞訊息的專家、親藍的媒體，甚至某些從來不曾涉獵兩岸關係的學者，連續幾天大量發表文章，鼓吹北京當局應該由更高的戰略高度出發，把握稍縱即逝的歷史難得機遇，為兩岸共同利益，應同意馬英九總統與會，並與習近平會面。北京對台北刻意釋放的訊息，應該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理解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從過去到現在，大陸對馬英九參加APEC領袖會議一事，一貫立場是尊重APEC的慣例，至於馬習會一事，北京並不反對，只說仍要創造條件，而且指出兩人在第三國見面，並不意味著是國際場合，已經明示、暗示大陸的底線和顧慮。我方也知道，大陸內部對於馬習二人是否會面仍有不同思路，有人看重領導人的歷史性作用，主張大開大闔放手一搏，完成歷史性的突破，也有人主張循續漸進，不要揠苗助長，穩漸比躁進來得理想，欲速卻有不達的可能，更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博奕，台灣必須做出具體讓步，還有人提出美國並不樂見兩岸關係大幅快速改善，不無掣肘的可能，總之，並無共識。當然，馬習二人會面非同小可，外界一般認為象徵意義應該大於實質意義，而象徵意義的本身又會帶來實質的影響，既然象徵意義較大，事情成功的可能和機會當然就相對大些。只要雙方都有默契，只要兩人能夠見面就是最大的成就，而且見面的方式與時地仍有進一步操作的空間，當和平已經成為兩岸同胞與雙方當局認定的共同價值，當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已經成為事實，未來端看雙方如何在法理上做出正確的表述，以及合情合理的妥善安排。至於是否採取由易而難，由簡而繁的方式，先行發表國共和平宣言，再往上逐步發展，為將來的政治對話、政治協商、政治談判進行鋪路，誰曰不宜？或許，有人會對於前述主張有所質疑，對於和平到底是方法或是目標仍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認為和平是手段，統一才是最終的目標，如果以和平的方法無法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，北京在方法就會有所調整，但也有人認為和平的本身就是一個目標，就是一種價值，必須全力加以維護。持平而論，和平既是理想目標也是手段方法，我們看到當前各國淡化主權觀的趨勢，及蘇格蘭統獨公投的事例，對兩岸當局或許都有值得深思借鏡的地方。國際社會對馬習會的關切理所當然，但美國已表明，認為馬習是否見面，是兩岸之間的事情，美國的立場仍然是鼓勵對話、降低緊張、循序漸進，美國只在意自己是否能夠了解事態的發展，不被矇在鼓裡。看來，美國不會干擾、反對馬習會的實現。兩岸和平發展的外力干擾，可能性與強度已逐漸減弱，大局雖仍有風險，但馬習會的主動權操之於北京，中國大陸如何能在既維持原則的堅定性，又不忘策略的靈活性的基礎上，以創造性的思維，突破性的作法，把握歷史的機遇，為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永續，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，而不要斤斤計較於短期的政治得失。馬習能否利用這次APEC會議場域見面，其實端在習先生的一念之間。雖然機會之窗已經有限，但我們對此仍然抱持審慎的期望，願意為此再進以上數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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